【迎校庆 致敬吾师】纪念先师柳之榘教授

李  军

（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1982级校友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领导学教授）

一

先师柳之榘教授已经故去多年了，可我却总觉得他一直和我随影随行。我的脑海里，也永远是他笑眯眯的样子。  

1982年9月的江南，暑热依旧。恼人的蝉儿丝毫不理会秋日的脚步，卯着劲地合唱。  

年仅16岁的我，怀里揣着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书，也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少年之心，由父亲从宣城一路护送到芜湖，在安徽师范大学校门口的新生接待站报道。  

那年我的高考成绩理想，超过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。当时，师范类院校和重点大学的招生同样优先，我就被被动录取到安徽师范大学。虽然未能满足我的第一报考志愿，可是我仍为能上大学而倍感高兴和好奇。  

兴奋，且腼腆着，是我入学时的真实写照。实际上，我对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一片茫然，也不知道等待我的命运会是什么。然而，有一点我很确定：好好读书，不辜负父母和乡亲对我的期望！  

大学的时光，一天天地过去。大学的课程，也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地紧张地修读完成。大学英语、马列毛论、教育原理、教育心理学、中国教育史……，虽说不是每门课程都有兴趣，但是认真学习的劲头，却从未敢放松过。    大概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先生开始给我们授课，讲授的是中国教育史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先生上课的样子。他略带凤阳口音，讲课口齿清楚，掷地有声，犹如朗诵，极富节奏。当时我猜想，这大概是他以前念私塾时用诵读方法培养出来的习惯吧。  

这样的猜想，来自我家庭教育的影响。家父受的是旧式教育，经常给我表演的一幕，就是他小时候念私塾时诵读诗文摇头晃脑的样子。

二

先生出生于1914年12月15日，是安徽师范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，被大家尊称为柳老。他早年念中等师范学校，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，随父母逃亡至重庆，后来被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录取，于1942年毕业。

当时的浙大校训“求是”，由校长竺可桢先生亲自拟定，在艰苦卓绝的办学环境下特别难得。竺校长在《抗战西迁日记》里，还专门提及先生于1941年10月25日晚主持教育学会十周年的纪念活动。可见，学生时代的他就十分活跃，并且深受竺校长和浙大校训的熏陶。  

先生慈眉善目、面堂红润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一点儿也没有饱经沧桑的样子。他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衣着考究，是位憨直的儒者形象。他对人总是和蔼可亲、笑容可掬，对学生的热爱更是溢于言表。  

先生讲课时提纲挈领、思路清晰、通俗易懂，典故、笑话信手拈来，再配合富于韵律感的表情和手势，极其生动有趣。有一次，先生讲解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，提到这样一段著名的历史对话：

公孙丑：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孟子：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    

这段师生问答的核心，是讨论如何培养正义，寓意于义利的两难选择。先生对此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。讲到动情之处，让人觉得他就是浩然之气的化身。非常奇妙的是，他的生动讲解，让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，也随他一起昂然矗立于天地之间。现在回想，人们常常所缺少的，不正是这浩然之气吗？  

每当轮到先生讲课，我总是屏住呼吸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、一句话、甚至一个表情。大学四年，中国教育史课的笔记是最厚的。每次课后，我还会查阅各种相关的文献，进一步补充课堂笔记。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一举夺魁，这本笔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  

印象很深的是，先生上课还特别善于提出问题和启发学生，体现了孔子启发诱导的教学理念和智慧。我常常有幸被提问到，心中的疑问越发增加，学习的兴趣也越发浓厚。  

这一学期的前后，还有洪石荆、余永德、杨克贵等诸位先生讲解相关的课程。这些课程的安排相宜得彰，最终引导我走上了终身追求学问的道路。

三

我报考研究生的决心，来自对先生学问和人格的景仰。  

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始，我就时常梦想：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先生的弟子，该是何等的幸运啊！后来才知道，同班有这样梦想的，远不止我一人。  

从那时起，每天课后我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，也没有平日和周末的区分。主要是两件任务：写毕业论文和报考先生的研究生。  

家父曾经是语文教师和小学校长。早早的古文训练，使我四五岁时已经开始喜欢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之类的古典小说。幼年所受到的这些教育，使我偏好历史、文化与哲学的相关课程。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的毕业论文题目《论孟子对孔子德育论的继承与发展》，就是在先生的启发诱导下逐步酝酿而确定的。    虽然论文选题上未费周折，可是在写作上却远不是一帆风顺。  

先生的要求自然是很高的，容不得半点错误或模糊，就连标点符号的误用，也绝对不会放过。每次草稿送给先生审阅，拿回来时几乎每页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改和点评。这样的过程，先后反复经过了21稿。  

对于处理研究发现和结论，我的耳边至今仍然回响先生的一句话：“有十分的证据，只做六、七分的结论”。意思是，即便是证据满满，研究发现和结论都要有所保留，更不能做哗众取宠的浮夸结论。他很鼓励新颖的发现和观点，但也经常提醒我“述而不作”的重要性。这和沽名钓誉的不端学术行为，形成鲜明的对照。  

这篇本科毕业论文，后来成为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。对学问一丝不苟的严肃习惯，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养成。在我多年的教育生涯中，这个习惯也不断地传承给我的学生——包括我在海外教过的外国学生。

四

大学四年犹如白马过隙，转瞬即逝。  

当年一同考取研究生的，还有孙德玉、王先民两位师兄。和我一样，他们也不时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、以及师母朱瑞仙老师的生活照顾。有时在先生家里请教至夜深，还能吃到师母亲手做的美味夜宵。  

研究生二年级时，我开始考虑毕业论文题目，选择了《论先秦两汉时期的私学》。这是非常有挑战的前瞻性研究，因为私立教育在中断多年之后，当时才重新起步。  

在先生的指导下，我几乎读遍所有的相关史料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前汉书》、范晔的《后汉书》等等，自然都是多次通读和反复研究的对象。我还创造性地把计量历史学的研究方法，应用到教育的领域。同样，先生的指导细致认真，三万多字的文稿先后修改了17遍之多，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。后来，这部文稿的一部分发表在《教育研究》和《教育史研究》等学术刊物上。

五

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这是家父常用来教育我的口头禅。先生对我的向学之心也十分了解，非常鼓励我追求更深更高的学问。  

1988年的冬天，他力荐我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孙培青教授的博士生。紧张的考博准备，日复一日。同时，我也不时地向先生讨教有关的问题。最后，我被顺利录取，离开芜湖前往上海求学。  

三年之后，我博士毕业，有幸留校任教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教育学博士及副教授。1996年12月，我前往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。次年10月，我东渡扶桑，有幸与东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、日本著名教育社会学家藤田英典教授合作研究。历史悠久的日本报纸《朝日新闻》，还专门就我赴日研究，做过带有头像的专门报道。

六

古人云：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。随着视野的不断开拓，我对学问的追求有了新的认识，不再局限于教育、历史和中国，期待自己能够做到无问西东和古今。  

2001年7月的东京，永远是没完没了的闷热。这已经是我在日本的第三个年头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在东京西郊国分寺寓所的信箱里，收到一封来自马里兰大学哈罗·本杰明国家纪念奖学金委员会的信件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该基金会授予我全额奖学金的通知。通知书里这样写道：  

你被作为不同寻常、非常杰出（very unusual and outstanding）的博士生候选人……授予哈罗·本杰明国家纪念奖学金……来攻读国际教育政策。本专业、本学系及本学院极为幸运地录取并授予你本奖学金。我们祝贺你！  

几乎同时，我还有幸收到北美其它大学的奖学金及录取通知书。马里兰大学因为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比邻，对于学习国际教育政策专业，有独天独厚的地域政治环境，成为我最后的母校。

七

 2001年8月18日，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。我从东京成田机场启程，经过亚特兰大转机，最终飞往巴尔的摩，开始在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，随后度过了六年的留美生活。  

世界上拥有博士学位的人，可谓多如牛毛。同乡胡适之先生，还曾获得过35个荣誉博士学位。可是，像我这样通过真正的攻读、同时拥有东西方博士学位的两栖学者，却是寥若晨星。  

这种对学术的坚韧和执着，虽说受我早年家庭教育的影响，可是与先生的不断鼓励和期望密不可分。虽然远赴日、美留学，我仍不时返回母校，探望先生和师母，以及其他师友，向他们汇报我的进步。  

1998年初冬，我由日本回国。此时，101卷的《中华文化通志》系列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，成为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的国礼。当时参与这项宏大世纪出版工程的，还有北京大学费孝通和汤一介先生、中国社会院李学勤和庞朴先生、复旦大学姜义华先生等等。我算是年轻后学，有幸主持其中《教育学志》分卷的编写。  

次年春夏之交，正值咋暖还寒的清明时节。带着新作，我由上海专程前往合肥，在老同学唐洁的陪同下，探望在合肥颐养天年的先生和师母。此时的先生，已经86岁高龄，由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的长子柳柄康教授照料。    手抚我的新书，先生欣慰无比。在谈话中，他依然思路清晰，多次忆及抗战西迁时期在浙大求学的艰苦，再次勉励我，要敢于在学术道路上克服困难、继续勇攀高峰。师母还像往常一样，下厨端出热腾腾的饭菜，并一同把酒庆贺我的新书出版。彼时彼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八

弹指一挥间，36年过去！  

回想自己所走过的漫长学术之路，之所以能够做到不忘初心、渐得始终，是因为遇到了先生这样的人生导师——这实在是我的人生福分！  

2017年3月24日，我接受母校桑青松院长的盛情邀请，担任教育科学学院的顾问教授。在当天下午的主题演讲中，我特别致谢先生和母校对我的培养之恩，几度哽咽落泪。  

近年来，因在海外工作的关系，我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以英文、甚至日文发表的。这是我一直深以为憾的。其实，我最想把我的学术成果，直接贡献给生我养我育我的祖国。  

去年，我的英文论文“中国大学3.0模式——传统、现代与前瞻”，被翻译成中文，在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》上重刊。借那次发表的机会，我特别地注明，以此文纪念先生。  

确实，如果没有先生的指导，令我早年打下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功底，很难想象这篇文章能够做到真正的贯通古今与中外，在国际和历史的双重视野下，独到性地提出中国大学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发展大势。    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世界上讲中国教育故事的学者，越来越多。可是，要把中国的教育故事讲好、讲透、讲得引起国际共鸣，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。张之洞主张的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，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叙事手法。在个人身上的体现，我恐怕可以算作一个代表。由此可见，先生对我的影响，可谓终身受益、至深至远。时至今天，每当想起先生及母校对我的教育，我仍是禁不住热泪盈眶、心存感恩！

九

一个人是否伟大，不在于是否做出多么伟大的成就，而在于有没有伟大的人格。  

在我的眼中，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教育家和少有的真正学者。他始终如一的言传身教，使我毕生难忘。简单概括起来，我从先生身上至少学习到以下三点，成为我的终身财富。  

一是学不可以已的求真精神。求真，实际上就是求善、求美。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。我们平常所不少见的，是世事的浑浑噩噩、生活的美丑颠倒和政治的尔虞我诈。如果没有追求真、善、美的目标和原则，实在没有学者这个群体存在的理由，教育乃至大学也失去存在的必要。德国哲学家康德坚持他的“绝对伦理定律”（Categorical Imperative），坚持的也正是这个原则。  

二是诲人不倦的儒者风范。教育家有很多种，其中也不乏欺名盗世之辈。能够在激发学生求知的同时，又能表率性地培育他们的德行，是中国教育家的一大优良传统，正如韩宣城所谓“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”。可惜，在礼崩乐坏的教育现实中，这一传统已经支离破碎、难以为继，值得人们很好地反思。  

三是教育的艺术境界。教育是一个复杂的、因人而异的艺术过程，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的“教育即成长”（Growth）。学生的成长是漫长的，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他们需要教师有呵护的爱心、精湛的匠心和足够的耐心。只有用这样的“三心”去进行教育，他们才能在充满爱意的环境中健康成长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十

先生于2003年3月5日病故。先生身故时，我仍在美国留学。望洋而兴叹，痛失为先生守灵扶柩的机会。  

同年12月21日，是一个冷得出奇的冬日。我由美国经东京回国，专程去合肥看望高寿的师母，并和她的子女共同餐叙。望着清瘦的师母，不免为她担忧，更是思念起先生往日的音容笑貌。  

逝者如斯矣！先生去世时，我的悲痛无以言表。心中的千言万语，化作这样一副短短的挽联：

一心诲人不倦，循循善诱。毕生学而不厌，孜孜求真。

2018年3月6日

应母校安徽师范大学校庆之邀

作于西安大略大学寓所

3月13日修改于马里兰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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